「權力、衝突與合作」—如何和孩子談政治問題(上)
曾文志
博士/諮商心理師
2020/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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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可以和孩子多談一點公共政策,包括好的治安、好的教育、好的科技、好的居住環境等,讓孩子對政治問題的興趣,能夠著重與關心政策問題、社會方案及國家建設,少注意政黨鬥爭的話題。

政治是建構一個更有組織與和平社會的一種方法;政治的討論也經常可見於一般家庭、學校、辦公室及公共場合。儘管民主社會容許個體有權利去尋找自己的答案、擁有自己的意見,以及表達自己的信念,然而,利用民粹的力量挑戰民主社會的基本價值,卻是無形的巨大。透過到處存在的大眾傳播媒體,以及成人們日常對話所表達個人的政治立場與看法,無可避免地,孩子對政治風暴也會產生好奇。因此,父母能夠用一種容納他人意見的態度,來和孩子談當前的政治現象與問題,讓孩子有能力瞭解個人信念的重要、群體影響的衝擊、體認人與人之間的不同,以及學習尊重與包容他人,則是非常重要且難能可貴的一種親子溝通。

談民主政治

2004年美國的總統選舉結果,讓所有為人父母者見證了一個政策選舉的典範。選後的專家在評論布希政府勝選的關鍵,赫然發現布希政府在俄亥俄州的勝出並非偶然。由於受到中國廉價勞力成本與低人民幣匯率的影響,俄亥俄州的本土工廠紛紛倒閉,造成嚴重的失業問題,企業家和工會都認為布希政府在平衡美中貿易方面做得不夠。然而,布希的競選團隊反對同性戀結婚、反對墮胎、反對殘害生命的胚胎幹細胞研究,這些政策訴求使得遭受嚴重就業危機但卻民風純樸保守的俄亥俄州選民,在面對個人利益和道德信仰的兩極天平之間,最終選擇了婚姻、生命和信仰的傳統價值,把選票投給了布希,也顯示出多數選民認為道德觀念比民生經濟來得重要的態度;以及在道德議題上,多數俄亥俄州選民與布希的信仰價值產生了共鳴。

政治學的理論假定,選民對候選人的偏好,部分是決定於選民與候選人兩方的政策態度是否能夠相投;不過,針對這個論點,政治學家與社會心理學家也提到,候選人的政策態度對選民的衝擊性,往往要視這個政策態度在選民心中的重要性而定。例如,當美國選民認為同性戀結婚、墮胎,以及胚胎幹細胞研究等道德議題是非常重要的,選民就會察覺到相互競爭的候選人有何不同的政策態度。在這樣的前提與機制下,選民的判斷是先以政策的重要性為指標,如果這個政策是很重要的,那麼相互競爭的候選人有不同的政策態度,對選民的衝擊就會很大。這種政策選舉的行為顯示,選民對候選人的偏好,似乎傾向利用一種實用的策略,把認知的成本與需求最小化,僅著重於一些他們認為相對重要的政策態度,而並非根據所有的政策態度來做判斷,這種選民被視為認知的儉約者。

人們對於政治選擇存在著所謂的認知儉約,與人際關係的吸引理論是一致的。人們在評價他人時,在某種程度上,會以自己與他人的態度是否相似為評價的依據,如果彼此相似的態度是很重要的,則對評價結果的影響也越大;相對的,如果彼此相似的態度對評價者來說是無關緊要的,則對評價結果的影響也就比較小。因此,許多政黨政治,會調整政策態度來吸引民意;儘管如此,每個人民心中仍會以自己的信念,決定政策態度的重要性。教導孩子體認到這個信念的存在是很重要的,因為這個信念將決定所謂的主權是否在民。父母也要教導孩子去瞭解,公民應該根據信念,選擇政治人物去履行我們認同的政策,因為有了這樣的機制,民主政府才能維持穩定與法治,而這也是「民主政治」的意義

群體影響的省思

由於民主政府的權力來自於民意,因此,政治的重要問題之一,就是如何得到民意。2004年美國總統選舉競選期間,布希的競選團隊在俄亥俄州做出了一個毫不起眼,但卻舉足輕重的行動。他們寄出了約250萬封信,信裡附有一幅漂亮的教堂與傳統家庭的圖片,上面寫著:「布希與你分享共同的價值觀:婚姻、生命與信仰。」此外,有85千名共和黨的志工,在俄亥俄州挨家挨戶地遊說,提醒選民注意到布希在社會問題上的價值觀,特別是反墮胎及主張修改憲法,明令禁止同性戀婚姻。許多時候,群體的影響,會動搖人們的信念。

一、民意為什麼會走向政黨群體

根據社會心理學的觀點,在我們生存的社會中,事物的意義,往往是由群體所定義的。小至一歲左右的嬰兒,就會去參考他人的表情與聲音,來詮釋事物的意義。這種納入社會共享的價值,做出對事物的判斷,就是所謂的社會意義。社會意義可以讓人們感到安全,因為如果我們參考某一群體的想法,作為個人價值判斷的主要來源,那麼我們往往可以放心的假定,至少這一群體的其他成員,在相關於群體認同的議題上,和自己會有相似的道德意識。

曾有研究顯示,學生們會利用同儕對政治家評價的傾向,去判斷與決定他們對政治家的認知與定義。告訴一群學生,他們的同學對「政治家」的感覺是負面的,那麼這群學生在解釋「政治家」這個名詞時,大多會用腐敗的或地位低的公務人員來形容政治家;然而,如果告訴一群學生,他們的同學對「政治家」的感覺是正向的,那麼這群學生將會把政治家聯想到一些值得尊敬的陳述。

除了在事實認知上,人們會參考群體的看法之外;對於道德內涵,人們也會訴諸於群體的意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美國的保守主義者反對墮胎合法化,卻又主張死刑的刑罰,這在保護生命的基礎上,是相互矛盾的兩種立場。顯然,反對墮胎卻又主張死刑的人,也許不是基於尊重生命的基本信念而反對墮胎。產生這種現象主要是因為類似墮胎應該或不應該合法化的議題,分別有不同的道德內涵,當人們在這個議題上覺得無所適從的時候,往往就會訴諸於群眾的意見。在很多時候,人們所採取的態度往往就是他們所想要選擇的群體的態度。因此,人們對事物的態度通常不是源自事物本身的特性,而是根據「內群體」的意見,經由個人的推理,或者經由群體的傳達,而形成一種仰賴群體價值的社會意義。群體影響的力量是很大的;如果人們對此毫不自覺,反而認為自己的態度是一種公平的評價,這就是所謂的盲目。

二、政黨群體怎麼影響民意

政黨可以利用群體的力量,影響人們的態度。美國的一項研究請一群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大學生評鑑兩個不同的福利政策,研究發現,如果沒有給大學生任何參考的資訊,大學生就會根據自己長久所持的信念,來評鑑福利政策的內容與價值;自由主義的大學生會根據他們認為有效的社會理論,而偏好寬厚的福利政策,保守主義的學生則會選擇嚴苛的福利政策。然而,當研究者給予另外一組大學生一些參考的資訊,讓他們知道所屬政黨群體對於福利政策的立場,研究結果則顯示,參考了政黨群體的態度之後,大學生的反應則會受到政黨群體立場的影響。如果所屬政黨群體背書於嚴苛的福利政策,自由主義的大學生也會去支持嚴苛的福利政策。如果所屬政黨群體贊同寬厚的福利政策,保守主義的大學生也會支持寬厚的福利政策。這項研究更顯示,就算是對於福利政策知識豐富的大學生,也會受到政黨群體立場的影響。

這項研究進一步想要深入瞭解,這些大學生的態度會改變,是否是一種不用大腦的服從?事實上研究發現,沒有群體參考資訊的大學生,和有群體參考資訊的大學生,在對於福利政策的訊息細查與態度的審慎上,並沒有差別,反而是有群體參考資訊的大學生,會額外花費更多認知的努力,去理解為什麼他們的政黨群體會支持不同於原本理念的福利政策,然後他們會尋找不同以往的觀點與標準,來合理化他們迎合群體價值的態度。這項研究結果顯示,當人們所應用的固有思考模式和內群體之價值有所衝突矛盾時,往往會引發一種自欺的現象。許多知識份子都能夠瞭解群體影響的力量,也大多深信別人容易受到群體的影響;然而,在評價自己態度改變的起因時,他們卻會去尋找理由,讓自己相信自己對群體影響是免疫的。

個人的政治信念,會受到群眾的影響,而產生盲目與自欺的現象,連知識份子也不例外。因此,當要幫助孩子面對面對政治相關議題時,父母應該讓孩子了解,個人的信念應該本於事物的固有價值,不應該受到群眾的影響,而人云亦云,或者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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