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衝突與合作」—如何和孩子談政治問題(下)
曾文志
博士/諮商心理師
2020/02/04
28
偏見是台灣社會亟待解決的問題,也是政治亂象的根源之一。因此,父母一定要開放自己的心胸,要以誠實與尊重的態度,回答孩子的政治問題。

為什麼會有政治對立

美國為什麼要攻打伊拉克?為什麼會有恐怖攻擊事件?台灣人為什麼要分本省人和外省人?為什麼我們的立法委員常常在立法院打架?為什麼政治人物要帶領群眾抗爭?為什麼電視媒體有那麼多的政治口水戰?許多父母可能會面臨到孩子詢問這種關於政治的問題。藉此機會,讓孩子了解動機、意識型態,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不同,將可幫助孩子學習公民的責任與包容。

人們真的可以那麼討厭別人嗎?群體的衝突與群體的不平等真的普遍存在嗎?根據人格與社會心理學的觀點,這個答案是「YES」。有兩種理論可以用來解釋政治或群體的對立與衝突。第一種是「右派威權主義」(Right-Wing Authoritarianism, RWA)的人格理論。所謂右派威權主義起源於威權主義的概念,最初是一種人格的描述,用來解釋1930年代歐洲興起的法西斯主義,以及由於經濟困苦使父母採取嚴苛的教養方式,導致整個世代的人們因為恐懼嚴刑峻罰,而對威權人物表現高度的順從,並將威權理想化;同時使壓抑下來的敵意與攻擊性,轉向對環境尋求控制,而會去責備與懲罰一些代罪羔羊和離異者。因此,威權主義的人格是指人們因情境的威脅而引發的一種態度,包含對威權與習俗的戒慎恐懼,以及對離異者的懷恨與仇意,而對已經建立的威權顯示出高度的順從,並在威權人物容許下,會去攻擊「外群體」,以維持威權人物贊同的社會習俗與傳統價值。這種威權主義的概念演進至今,則意指人們對外群體的成員含有偏見、區隔,以及敵對的態度,一般稱為右派威權主義。通常,右派威權主義者會依據內群體與外群體來組織他們的世界觀,並且會意識到外群體的成員對他們所珍視的社會習俗與傳統價值有所威脅,因此,他們會形成偏見,對威脅到他們價值系統的外群體,表現敵對與攻擊的行為。右派威權主義者有一種自以為是的特徵,認為他們比別人更有道德感;所以他們不僅對於歧視存有不同道德觀的外群體成員感覺理所當然,並且對外群體成員存有偏見也會感到很自在。

另一種社會支配理論則提出,人們普遍存在著一種本質,稱為「社會支配導向」(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 SDO)。高度社會支配導向的人會有一種比較強烈的傾向,支持與維持其內群體能夠支配外群體的不平等地位。通常,為了使這種群體不平等的現象合理化,高度社會支配導向的人們會去創造與宣傳一種意識型態,稱為「正當的神話」,讓所有的人一致認為某些群體是優於其他群體,以及產生某些人是更有價值的觀念。例如,他們宣稱支配者群體必須領導與照顧從屬者群體,因為這些從屬群體沒有能力領導與照顧自己,這種正當的神話稱為「家長作風主義神話」;高度社會支配導向的人還聲稱,在支配者與從屬者群體之間,存在著相互幫忙的象徵關係;而這種支配與從屬的地位安排,是上帝或神靈的旨意,這則是所謂的「互惠的神話」以及「神聖的神話」。根據研究顯示,高度社會支配導向的人們,比較缺乏移情作用,不會為他人謀福利,而且也比較沒有包容心;他們追求加強階級化的角色,並且支持使群體階級化的政策。通常,人們一旦處於支配的社會地位,就會使其更有可能提高社會支配導向的程度,也會使這些人對外群體成員更容易產生偏見。

對於政治議題,孩子會詢問許多「為什麼」,其實許多答案與群眾所受的教養方式、人格發展、社會化過程,以及一些社會因素息息相關。另一方面,如果從動機的層面來分析的話,政治態度的對立也是不難理解的。人們為什麼會反對改變?人們為什麼要維持不平等?根據一篇社會認知動機理論的分析結果顯示,當環境中有了不確定因素,或者讓人們感到恐懼、受到威脅時,有幾個屬於社會認知的動機因素,會影響人們的政治態度轉趨保守,進而抵制改變或為不平等的社會現象背書。這些動機因素包括:1.教條主義,無法忍受曖昧不明的情況;2.缺乏整合性的複雜認知動機,不喜歡開放的體驗,想逃避不確定的情況;3.個人需要秩序與結構,思想比較封閉;4.自尊心較低,或者常覺得自尊心受到威脅,看待事物比較悲觀,容易憤怒、厭惡、輕視、攻擊他人;5.情緒上無法管理恐懼感,害怕失落、死亡;6.不喜歡社會系統不穩定。這些社會認知的動機因素,會使人們產生一種自私有理的意識型態,支持群體支配的不平等,並且覺得現存的社會系統是公平、合法、正當、合理,以及自然與必然的安排。

開放孩子的思維與心智

政治雖然大多是成人的話題,然而,每個孩子對紛紛擾擾的政治話題難免會感到好奇。為了培養孩子的民主素養,讓孩子理解人與人之間的不同,以及學習包容與尊重,父母除了不該刻意逃避孩子對政治的好奇心,還可以鼓勵孩子針對政治議題來發問,並且主動選擇適合孩子的政治話題,利用和孩子談政治問題的機會,開放孩子對公共事務與群眾心理的思維與心智。

一、選擇適合孩子年齡的政治話題

不同年齡的孩子,資訊的處理方式也不同。父母應該根據孩子的發展階段,提供適合孩子年齡有關政治話題的資訊。五歲以下的孩子屬於具體的思考者,無法分辨什麼是真實的,什麼是虛構的,因此很容易被電視畫面所影響,而感到困擾或受到驚嚇。例如總統槍擊事件、選後的群眾暴動事件等,在電視上重複的播放,會讓這些孩子以為這是重複不斷發生的事情。這個年齡的孩子只需要知道他們想知道的資訊,所以如果孩子主動發問相關政治的問題,父母只要以具體的答案做簡短的回答,不需要提供太多的解釋。

六至十歲的孩子已經能夠瞭解因果關係,但是他們傾向黑與白的思考方式,比較關心對與錯的問題,並且認為做錯事的人應該得到懲罰。這個年齡階段的孩子對別人的想法跟自己的想法不一樣,會感到難以理解。他們往往會認為意見不同的人就是壞人,因此,父母需要跟這些孩子解釋每個人都有表達意見的權利,當別人有不同的意見時,要去學習包容別人的意見,並與孩子一起討論意見不同的人和壞人之間的分別。此外,這個年齡階段的孩子會關心行政與安全的問題,可能對於政治衝突感到焦慮。父母可以告訴孩子政府的功能在於確保人民的安全,並教導孩子瞭解民主政治的機制,以及投票與選舉的重要性,培養孩子的民主素養與公民責任。

十歲以上的孩子對於事物能夠理解細微的差異,因此他們對政治的心理反應也會更複雜。通常年齡較大的孩子在學校的班級自治中,已經有了選舉與投票的經驗,因此對於政治會有自己的見解,有自己的世界觀,也希望自己的意見能被聽見,而詢問父母的政治問題也會更複雜與抽象。父母必須有充分準備,孩子可能希望討論權力分配、政黨系統、戰爭意義,或者個人政治立場等議題。如果孩子對政治有興趣,積極參與政治活動,提供自己的政治意見,這將可以提升孩子的群體參與,減少孩子從事其他危險活動的可能,並且讓孩子有公民的責任感。然而,如果孩子和父母的政治信念相左,父母則應該以開放的心胸,將事實與個人意見分開來,並且也鼓勵孩子根據事物本身,來判斷事物的固有價值。父母應該讓孩子了解,想法狹隘的概念無法闡明一個立場,因此要儘可能收集更多的資訊來支持自己的立場,同時也要注意到許多事物具有多個面向,必須要根據誠實與公正的原則來討論政治問題。

二、教導孩子明辨權力的正當性

孩子對政治的初體驗,是從父母的教養方式、老師的教育風格,以及班級自治與學校管理的體制中,得到基礎的概念。根據一項探討威權主義的研究顯示,威權主義的父母在人格上比較保守,思想墨守成規,對創造力的追求沒有興趣;在政治上會把自己定位為保守主義者,比較在乎威脅到傳統道德的政策事務;在教養方面,威權主義的父母和孩子的親子關係比較緊張,較有可能會將威權主義的特質移轉給孩子,使孩子也成為威權主義者。不過,威權主義的教養方式對孩子也不盡然都是負面的效果,研究顯示,在父母威權主義的教養方式下,孩子比較有責任感,對生活的滿意度較高。

由於孩子可能同時會受到威權與民主的影響,如果孩子對於「服從」產生疑問,父母可以教導孩子明辨權力的正當性與服從之間的關係。避免讓孩子受到威權的不良影響而形成具有封閉與偏見思想的人格,父母應該告訴孩子,不要因為害怕受到懲罰而服從,要因為權力的正當性而服從。父母可以和孩子談他們的班級自治,讓孩子了解班級幹部的權力,來自於班級成員根據自由意志投票選舉得來,這就是主權在民的意義。而我們的社會賦予父母、老師、學校人員教養孩子的權力,父母本身則應該避免以專斷的教條,以及懲罰威脅的方式來教養孩子。

三、讓孩子認識多元的社會

父母和孩子討論政治問題的解決之道,應該著重於引導孩子認識多元的社會,如同亞里斯多德指出,「政治必須面對不同想法的個人」。告訴孩子,民主社會的基本價值,在於相信每個人都具有個體性,如果給予適當的機會,所有的個體都能夠有獨特的貢獻;讓孩子體認到,民主社會容許個體有權利去尋找自己的答案、擁有自己的意見,以及表達自己的信念;只要在不危及他人福利的前提下,個體有權利用自己的方式去追求快樂。因此,父母應該指出社會上不平等的現象,藉由與孩子探討社會上的不平等,教導孩子體認移情與同理心的重要,學習去包容與尊重人與人之間的不同,關懷弱勢族群的福利,以及淡化階級區隔的觀念。父母可以和孩子多談一點公共政策,包括好的治安、好的教育、好的科技、好的居住環境等,讓孩子對政治問題的興趣,能夠著重與關心政策問題、社會方案、以及國家建設,少注意政黨鬥爭的話題。

四、緩衝孩子對政治紛爭的恐懼

人們的政治信念與人們的恐懼心理息息相關。政治上的不確定因素,或者威脅所引發的恐懼與不安全感,往往會造成人們的盲目與自欺。在恐懼下,孩子會喪失自由意志,也就無法瞭解民主與政治的真諦,因此父母可以跟孩子解釋恐懼管理的概念與機制,讓孩子能夠理解許多因恐懼引起的政治現象,同時也可以使孩子不受恐懼的情緒所困擾。

恐懼管理的概念,是根據文化人類學的觀點,指出人類像動物一樣有一種求生存的本能。然而,跟一般動物不同的是,人類有複雜、世故與反省的認知能力,以及經驗累積的智慧,可以讓我們對於死亡有所覺知。因此,求生存的本能和感到不免一死的覺知,這兩者之間的衝突,會形成一種使人無力的潛在恐懼,而要如何管理這個恐懼,則取決於文化的世界觀。文化的世界觀是指人們在自己的世界觀中,納入一組群體共享的信念,這些信念是由群體設定了一組價值的標準,包括對生存的意義、不朽的象徵、好行為與壞行為的價值,以及對安全與超越死亡的承諾。如果一個人有信仰的文化世界觀,且憑自尊心去符合這些文化設定的標準,則將能夠創造出文化的焦慮緩衝劑,使個人生活於最低的焦慮。

當孩子看到立法委員打架、要求真相的群眾抗爭、軍購預算的口水戰、兩岸的軍事演習、恐怖攻擊事件、伊拉克戰爭……等政治事件,因而對衝突、災難與死亡感到恐懼或焦慮時,父母可以加強培養孩子正向的文化世界觀,例如跟孩子說一些歷史經典的美德故事,或闡述人類文明奮鬥史蹟,讓孩子了解存在的意義與價值,使孩子將正向文化的價值標準納入自己的世界觀,並且培養孩子的自尊心,使孩子行為符合文化的價值標準,幫助孩子創造文化的焦慮緩衝劑,來緩衝孩子對政治紛爭、恐怖攻擊或戰爭威脅的恐懼。

以誠實與尊重理解政治問題

國父孫中山先生說,政治就是管理眾人之事;然而,公共事務與群眾心理卻是非常複雜的。要回答孩子複雜且敏感的政治問題,對父母來說是很大的挑戰。在此建議父母必須做好功課,對政治權力與群眾心理要有充分的理解與準備,才不至於誤導孩子產生偏見。偏見是台灣社會亟待解決的問題,也是政治亂象的根源之一。因此,父母一定要開放自己的心胸,要以誠實與尊重的態度,回答孩子的政治問題。

參考資料

Altemeyer, B. (1981). Right-wing authoritarianism. Winnipeg, Ontario, Canada: University of Manitoba Press.

Altemeyer, B. (1998). The other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0, 47-92.

Cohen, G. L. (2003). Party over policy: The dominating impact of group influence on political belief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5(5), 808-822.

Guimond, S., Dambrun, M., Michinov, N., & Duarte, S. (2003). Does social dominance generate prejudice? Integrating individual and contextual determinants of intergroup cogni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4(4), 697-721.

Jost, J. T., Glaser, J., Kruglanski, A. W., & Sulloway, F. J. (2003). Political conservatism as motivated social cogni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9(3), 339-375.

Krosnick, J. A. (1988). The role of attitude importance in social evaluation: A study of policy preferences, presidential candidate evaluations, and voting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5(2), 196-210.

Moses, L. J., Baldwin, D. A., Rosicky, J. G., & Tidball, G. (2001). Evidence for referential understanding in the emotions domain at twelve and eighteen months. Child Development, 72(3), 718-735.

Peterson, B. E., Smirles, K. A., & Wentworth, P. A. (1997). Generativity and authoritarianism: Implications for personality, political involvement, and parent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7(5), 1202-1216.

Pratto, F. Sidanius, J., Stallworth, L. M., & Malle, B. F. (1994). 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 A personality variable predicting social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7(4), 741-763.

Sidanius, J. (1993). The psychology of group conflict and the dynamics of oppression: A social dominance perspective. In S. Iyengar & W. J. McGuire (Eds.), Explorations in political psychology (pp. 183-219).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Simon, L., Greenberg, J., Solomon, S., Pyszczynski, T., Arndt, J., & Abend, T. (1997). Terror management and cognitive-experiential self-theory: Evidence that terror management occurs in the experiential syste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2(5), 1132-1146.

Whitley, Jr. B. E. (1999). Right-wing authoritarianism, 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 and prejudi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Social Psychology, 77(1), 126-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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